洼川间城东,有地隐然而高,以洼于溪,曰新城。新城间上,有尝洼然而方以长,曰王羲间间墨尝者,荀伯子《洼川记》云也。羲间尝慕张芝,洼尝学书,尝水尽黑,此为其故迹,岂信然邪?
方羲间间不可强以仕,而尝极东方,出沧海,以娱其意于山水间间;岂有徜徉肆恣,而又尝自休于此邪?羲间间书晚乃善,则其所能,盖亦以精力自致者,非天成也。然后世未有能及者,岂其学不如彼邪?则学固岂可以少哉,况欲深造道德者邪?
墨尝间上,今为州学舍。教授王君盛恐其不章也,书‘晋王右军墨尝’间六字于楹间以揭间。又告于巩曰:“愿有记”。推王君间心,岂爱人间善,虽一能不以废,而因以及乎其迹邪?其亦欲推其事以勉其学者邪?夫人间有一能而使后人尚间如此,况仁人庄士间遗风余思被于来世者何如哉!
庆历八年九月十二日,曾巩记。
译文
临川郡城的东面,有一块地微微高起,并且靠近溪流,叫做新城。新城上面,有个池子低洼呈长方形,说是王羲之的墨池,这是荀伯子《临川记》里说的。羲之曾经仰慕张芝“临池学书,池水尽黑”的精神,(现在说)这是羲之的(墨池)遗址,难道是真的吗?
当羲之不愿勉强做官时,曾经游遍东方,出游东海,在山水之间使他的心情快乐。莫非他在尽情游览时,曾在这里停留过?羲之的书法,到晚年才特别好。那么他能达到这步,大概也是靠他自己的精神和毅力取得的,并不是天生的。但是后代没有能够赶上他的人,是不是后人学习下的功夫不如他呢?那么学习的功夫难道可以少下吗?何况想在道德修养上深造
名为《墨池记》,着眼点却不在“池”,而在于阐释成就并非天成,要靠刻苦学习的道理,以此勉励学者勤奋学习。文章以论为纲,以记为目,记议交错,纲目统一,写法新颖别致,见解精警,确是难得之佳作。
本文意在写论,但发议之前,又不能不记叙与墨池有关的材料。否则,议论使无所附丽,显得浮泛,说教空洞。如记之过详,又会喧宾夺主,湮没题旨。故作者采用了记议结合,略记详论的办法,以突出文章的题旨。开头,大处落笔,以省险的笔墨,根据荀伯子《临川记》所云,概括了墨池的地理位置、环境和状貌:
“临川之城东,有地隐然而高,以临于溪,曰新城。新城之上,有池洼然而方以长”。同时
墨池在江西省临川县,相传是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洗笔砚处。相传东晋书法家王羲之在池边习字,池水尽黑。曾巩钦慕王羲之的盛名,于庆历八年(1048)九月,专程来临川凭吊墨池遗迹。于是曾巩根据王羲之的轶事,写下这篇《墨池记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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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墨池记》是作者应抚州州学教授王盛之请而写的,是作者的一篇流传很广的作品。文章从传说中王羲之墨池遗迹入笔,寥寥数语,就将墨池的地理位置及来历,交代得清楚明白,饶有生趣。王盛题“晋王右军墨池”六字,并盛情邀约曾巩作记,就是为了借助贤人名声和遗迹,来显扬本土人文景观,宏扬本土文化意蕴。但是,曾巩巧妙机智地借题发挥,撇下“墨池”之真假不着一言,而是重点论及王羲之本人,说明王羲之的成功取决于其后天的不懈努力,从而顺理成章的强调了学习的重要性。学习技艺尚且如此,提高个人的道德修养更应如此。
文章思想并无新颖之处;但文中所说“深造道德”“仁人庄士之遗风余思”等等,体现了作者注
本文在写作上采用夹叙夹议的方式。先记叙墨池的方位、形状、传闻,然后发表议论,接着记叙王羲之的轶闻,再议论后世之所以没有人能够比得上王羲之,是因为他们所下的功夫不如王羲之,并由此联系到道德方面的深造修养。最后记叙学官王盛为推广王羲之的事迹而采取的—系列措施,并对其用意发表议论,从而揭示出文章深刻的主题。
这篇短文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因小及大,小中见大,用小题目做大文章。题目是为墨池作记,据说这是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洗涤笔砚之池,但实际上,传为王羲之墨池旧迹的,还有浙江会稽等多处。从曾巩此文“此为其故迹,岂信然邪”的语气来看,他对临川墨池是否确为王羲之的真迹,也是抱着怀疑态
《墨池记》是一篇散文。此文从传说中王羲之墨池遗迹入笔,巧妙机智地借题发挥,撇下“墨池”之真假不着一言,而重点论及王羲之本人,说明他的成功取决于其后天的不懈努力,顺理成章的强调了学习的重要性。全文通过记叙、议论的交替出现,显示出不断起伏的层层波澜,突出主题, 是一篇文情并茂而又议论风生、结构谨严而又笔法活脱的优秀作品。
臣闻朋党之说,自古有之,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。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,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,此自然之理也。
然臣谓小人无朋,惟君子则有之。其故何哉?小人所好者禄利也,所贪者财货也。当其同利之时,暂相党引以为朋者,伪也;及其见利而争先,或利尽而交疏,则反相贼害,虽其兄弟亲戚,不能自保。故臣谓小人无朋,其暂为朋者,伪也。君子则不然。所守者道义,所行者忠信,所惜者名节。以之修身,则同道而相益;以之事国,则同心而共济;终始如一,此君子之朋也。故为人君者,但当退小人之伪朋,用君子之真朋,则天下治矣。
尧之时,小人共工、驩兜等四人为一朋,君子八元、八恺十六人为一朋。舜佐尧,退四凶小人之朋,而进元、恺君子之朋,尧之天下大治。及舜自为天子,而皋、夔、稷、契等二十二人并列于朝,更相称美,更相推让,凡二十二人为一朋,而舜皆用之,天下亦大治。《书》曰:“纣有臣亿万,惟亿万心;周有臣三千,惟一心。”纣之时,亿万人各异心,可谓不为朋矣,然纣以亡国。周武王之臣,三千人为一大朋,而周用以兴。后汉献帝时,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,目为党人。及黄巾贼起,汉室大乱,后方悔悟,尽解党人而释之,然已无救矣。唐之晚年,渐起朋党之论。及昭宗时,尽杀朝之名士,或投之黄河,曰:“此辈清流,可投浊流。”而唐遂亡矣。
夫前世之主,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,莫如纣;能禁绝善人为朋,莫如汉献帝;能诛戮清流之朋,莫如唐昭宗之世;然皆乱亡其国。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,莫如舜之二十二臣,舜亦不疑而皆用之;然而后世不诮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,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,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。周武之世,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,自古为朋之多且大,莫如周;然周用此以兴者,善人虽多而不厌也。
嗟呼!夫兴亡治乱之迹,为人君者,可以鉴矣。
凡物皆有可观。苟有可观,皆有可乐,非必怪奇伟丽者也。
哺糟啜醨,皆可以醉;果蔬草木,皆可以饱。推此类也,吾安往而不乐?
夫所为求福而辞祸者,以福可喜而祸可悲也。人之所欲无穷,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尽,美恶之辨战乎中,而去取之择交乎前。则可乐者常少,而可悲者常多。是谓求祸而辞福。夫求祸而辞福,岂人之情也哉?物有以盖之矣。彼游于物之内,而不游于物之外。物非有大小也,自其内而观之,未有不高且大者也。彼挟其高大以临我,则我常眩乱反复,如隙中之观斗,又焉知胜负之所在。是以美恶横生,而忧乐出焉,可不大哀乎!
余自钱塘移守胶西,释舟楫之安,而服车马之劳;去雕墙之美,而蔽采椽之居;背湖山之观,而适桑麻之野。始至之日,岁比不登,盗贼满野,狱讼充斥;而斋厨索然,日食杞菊。人固疑余之不乐也。处之期年,而貌加丰,发之白者,日以反黑。予既乐其风俗之淳,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也。于是治其园圃,洁其庭宇,伐安丘、高密之木,以修补破败,为苟全之计。
而园之北,因城以为台者旧矣,稍葺而新之。时相与登览,放意肆志焉。南望马耳、常山,出没隐见,若近若远,庶几有隐君子乎!而其东则庐山,秦人卢敖之所从遁也。西望穆陵,隐然如城郭,师尚父、齐桓公之遗烈,犹有存者。北俯潍水,慨然太息,思淮阴之功,而吊其不终。台高而安,深而明,夏凉而冬温。雨雪之朝,风月之夕,予未尝不在,客未尝不从。撷园蔬,取池鱼,酿秫酒,瀹脱粟而食之,曰:“乐哉游乎!”
方是时,予弟子由,适在济南,闻而赋之,且名其台曰“超然”,以见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,盖游于物之外也。